文|程瑞
去高密，是为了一场寻访。
这地方，在山东半岛的腹地上，已经静静躺了五千多年。从济南向东，过潍坊，再往东南，便是高密。车子在平原上走，两旁的庄稼地一望无际，夏天该是满眼的青纱帐，冬天却只剩下庄稼茬子，萧索中透着一股子倔强。这倔强，大约就是高密人的脾气。
高密的底气，是从春秋年间攒下来的。头一个要说的，是晏婴。这位矮个子相国，生在夷维，就是今天的高密。我站在晏王庙村的晏子衣冠冢前，看着那方穹碑，想起他出使楚国的故事。人家不开大门开狗洞，他不进，说“使狗国者从狗门入”。楚王问齐国是不是没人了，他答：“临淄三百闾，张袂成阴，挥汗成雨，比肩继踵而在，何为无人？”这话说得有风骨。他辅佐三代齐君，自己却过得节俭，“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”。孔子称赞他：“救民百姓而不夸，行补三君而不有，晏子果君子也！”从晏婴往前推，高密还跟大禹有渊源。史载大禹字高密，这里曾是他的封国。一个“密”字，藏着多少深意。山川密布，城郭密实，文脉也紧密地传承着。
东汉的郑玄，又给这片土地添了一道厚重。郑公祠在郑公村，偏僻得很。我按着地图一路向西，越走越荒，几疑走错了路。直到看见村墙上手绘的郑公故事，才知快到了。祠堂很小，青砖青瓦，几米见方，门庭冷落。祠后是郑玄坟冢，一人多高，青草满目。可就是这位看上去寂寞的大儒，当年门下弟子数千人，遍注群经，让经学进入了一个“小统一时代”。孔融做北海相时，特地令高密县为郑玄立乡，称“郑公乡”。想想那个场面：一县之地，专为一位读书人改名字，这是怎样的尊崇！从晏婴到郑玄，再到清代的刘墉，高密人管这三位叫“三贤”。刘墉的故里在逄戈庄村，康熙御赐堂号“清爱堂”，乾隆赞为“海岱高门第”。一门清官，几代风骨，这大概就是高密的气脉。
展开剩余59%从西乡郑公村折回来，往东北方向走，就到了平安庄。这儿是莫言的家乡。村口立着“莫言旧居”的牌子。往里走，土路两边有了小摊，卖的是莫言的书，还有高密的泥塑、剪纸。一位摆摊的大姐说，自打莫言得了诺贝尔奖，来的人就没断过。莫言的老宅是五间土坯房，建于1912年，他在这儿生活了二十二年。院子不大，北墙上的照片里，年轻的莫言穿着军装，眼睛亮亮的。屋里还是当年的样子：土炕、灶台、散了边的炕席。炕上的小桌，该是他趴着写字的地方。莫言说：“我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我与这个地方血肉相连。”这话我信。他书里的高密东北乡，那些红高粱地，那些敢爱敢恨的人物，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，都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的。门口的老乡说，莫言小时候家里穷，想看书得给人推磨换。一个推磨的少年，后来推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，这事本身就带着高密人的倔劲。旧居对面是新落成的莫言文学艺术馆，外形像层叠的书堆。门口的对联写着：“故乡许多美酒源于中国红高粱，凤城许多故事来自高密东北乡”。凤城，是高密的另一个名字，据说从空中俯瞰，城的地形像一只展翅的凤凰。
从平安庄出来，朋友说带我去看凤凰阁。阁在凤凰公园里，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，飞檐翘角，琉璃瓦在日光下亮着。登阁四望，公园的景致尽收眼底。阁里如今成了美术馆和名人馆，高密二十八位历代名人的故事，用图文和雕塑讲述着。下阁来，在公园里走走，有老人下棋，有孩子放风筝，有年轻人在长椅上说话。寻常日子，寻常烟火，跟别处的公园没什么两样。可你若知道这地下的土层里埋着多少故事，从五千年前的人群聚居，到春秋的夷维方国，到汉唐的几度兴废……再看这些寻常日子，就觉得格外珍贵。
高密这地方，出过相国，出过大儒，出过大学士，又出了一位世界级作家。可它还是它，还是那片种红高粱的土地，还是那个赶大集、吃炉包、贴剪纸的小城。文脉这东西，就是这样，它不是挂在墙上的字画，而是渗在日子里的气息。你走在街上，未必能看见它，可它就在那儿，在人们的言谈里，在孩子的课本里，在老人讲的故事里。
离开高密时，天已傍晚。车子从平安庄往外走，胶河在路旁蜿蜒着。冬日的河水不旺中国期货配资公司，却还有波光，一闪一闪的，像在送人。我想起高密人常说的那句话：这里的人，骨子里爱往天上望。祖先们望天，是想知道风从哪儿来；现在望天，是想知道人还能走多远。望天的人多了，地上就有了故事。故事多了，就成了文脉。文脉长了，就成了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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