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1947年3月18日，延安】“胡宗南要进攻了配资方案，你真打算丢下延安？”周恩来压低嗓子。毛泽东只把烟头按进烟灰缸：“舍一座城，换一个天下。”一句轻描淡写，却藏着对战局的通盘预估。料敌先机，这正是《三国》里诸葛亮给他的最早启示。
对诸葛亮，毛泽东既敬佩又挑剔。他反复向身边人强调：亮虽聪明，也有败笔；学他，别迷信他。也因此，他不满足于在纸上谈兵，而是把书页里的兵法拆开、重组，再塞进纷繁的现实。这种把古典智慧活化成现代战术的能力，使他在群雄逐鹿的年代屡屡转危为安。
读《三国》的种子很早就埋下。1906年，13岁的毛泽东坐在湘乡树荫里读线装本《三国演义》，别人还在识字，他已能讲出“隆中对”与“七擒孟获”的细节。母亲催他插秧，他往往回一句“等我合上这回书”。这种痴迷并非少年意气，一本小说从此成了他观察风云的参照系。
二十岁后的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，研究的不再是情节，而是逻辑。他在读书笔记里写道：“用兵之要，在预见，在因势，在夺心。”这三句话后来贯穿他的大半生，而每一句都能在诸葛亮的行藏中找到影子。
先说预见。1916年，日俄签订“浦盐密约”，湖南师范的学生们议论无多，毛泽东却写信给好友萧子升：“二十年内，必有一战，不可不防。”二十一年后，卢沟桥炮声落地，预判成真。到了1934年，中央红军在湘江后只剩三万人，博古、李德坚持北上，他则斩钉截铁提出西进贵州。理由简单：敌强我弱，必须逆向思考。结果乌江突破，遵义得手，红军保住了脊梁。再到1947年，他放弃延安时抛下一句“少则一年，多则两年，我们还回来”，仅十三个月，西北野战军就打回宝塔山。连续三次大判断，没有“神机妙算”的神秘，只是把信息、地形与人心放在显微镜下反复推演。
然后是因势。诸葛亮借东风，不是天赐灵签，而是对气象的精密把握。1949年，华东、华中两路渡江部队原定四月中旬发动，毛泽东却连发电报催问水情。气象部门报告：五月江水猛涨，小船不稳。他立即拍板，把最后期限锁定4月20日。当天夜幕降下，江面风平浪静，四小时渡江结束，而国民党空军直到天亮也没明白为何解放军选了最难猜的一夜。试想若拖十日，长江主汛期来临，七千条木船极可能翻覆，战局就要改写。有人说他“等风”；更准确地讲，他是算风、选风，再借风。
夺心之术，最见分量。街亭失守，诸葛亮弹琴退司马；1948年冬，傅作义十万兵马偷袭西柏坡，情景如出一辙。当时华北我军主力全部在外，石家庄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空城”。汪东兴紧急调防，朱德电令二兵团南援，但真正把傅作义逼回去的，不是临时拼凑的几千守军，而是毛泽东对媒体战的精通。他连发三篇新华社通讯，逐条点出敌军番号与行军路线，“蒋傅匪军欲趁夜袭石门，殊不知我已布成天罗”。傅作义越看越心惊：对方掌握得如此详细，必有埋伏。他在保定以北反复徘徊，终究收兵。西柏坡的军号没吹，空城计却奏效，把十万大军挡在百里之外。
有人好奇，毛泽东究竟是否“照着《三国》打仗”？他自己回答得干脆：本本不能照抄，但精义必须吃透。“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”，这句玩笑背后是高度的实践能力。红军时期，他未曾通读《孙子兵法》，却从《三国演义》中借来信息主导权的概念；延安时期，他补上孙子的缺课，将“势”“奇”“正”融入整套作战体系；建国后，他让军委情报部专门把古代兵书与现代情报学对比研究。诸葛亮不过是他工具箱里的一把钥匙，真正的核心，是把钥匙插进现实这把锁上。
不得不说，诸葛亮留给后人的是案例，而毛泽东带给部队的，则是方法。他反复告诫年轻军官：先学会提问题，再去翻书找答案。正因如此，三次“料事如神”的胜利成了活教材——学兵书可以，但绝不能让兵书牵着鼻子走。
1958年庐山会议间隙，他在茶厅谈起诸葛亮，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：“亮有两难：其一用人不广，其二不敢犯错。若能放开手脚，未必只守蜀中。”说罢哈哈一笑，“咱们犯过错，也就学到这条。”在场者听得出来，他仍把三国当镜子，却时时提醒自己别被镜子里的影子束缚。
回头梳理这三件事——预见趋势、顺势而为、夺取人心——本质上是一条主线：掌握主动权。诸葛亮审时度势，毛泽东将之拓展成适用于现代战争的系统工艺；从史书到战场，从字里行间到枪林弹雨，他做到了“知而能行”。这才是诸葛亮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财富，也是毛泽东真正借来的计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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